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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風水觀:對一種文化現象的解構


來源:萬安吳魯衡羅經老店|香港分店  作者:wawlhld  日期:2012年12月21日  閱讀:
  摘要:風水又稱堪輿,其宗旨即審慎周密地考察自然環境、順應自然,有節制地利用和改造自然,創造良好的居住環境而達到天人合一的至善境界。它吸收融匯了古代科學、哲學、美學、倫理學、以及宗教、民俗等等方面的眾多智慧,集中而典型地代表和反映了中國傳統建築環境科學,文章分析研究了朱熹在這方面的思考及論述。
  當今社會,許多人認為風水是一種迷信,對人類無任何實際價值,其實不然,風水是中國古代社會一種特定的文化現象、一種擇吉避凶的術教、一種歷久不衰的民俗、一種選擇建築基地與建築形式的知識系統、是包含有道德、心理、生態、美學、建築、傳統哲學等合理內核的龐雜的科學與迷信的混合體。從歷史角度來看,風水學說孕育於先秦時期,盛行於宋代,氾濫於明清。朱熹的弟子蔡元定是當時很負盛名的風水大師,朱熹本人對風水問題也有一些獨到的心得體會,這也是他自然哲學不可或缺的一個組成部分。
一、朱熹的風水思想體現了傳統風水理論的精髓。
  有記載的相宅活動可追溯到先秦,《尚書召詔序》雲,成王在豐,欲宅邑,使召公先相宅,這是相陽宅。《孝經喪親》雲,卜其宅兆而厝之,這是相陰宅。盤庚、公劉、周公、樗裡子等人是當時相地實踐中的著名人物,此時一般而言還未有太多禁忌,也沒有太多的迷信色彩。
  漢代出現了《移徒法》、《圖科宅術》、《堪輿金匱》、《宮宅地形》、《葬經》等著作,這是一個充斥禁忌的時代,有時日、方位、太歲、東西益宅、刑徒上墳等各種禁忌,墓上還裝飾有避邪用的石人、石獸、鎮墓文。《葬經》作者青鳥子,被後代風水師尊為宗祖。
   魏晉之時,管輅、郭璞等人將風水理論推向一個高峰並延續了幾個朝代。管輅於三國時占墓有驗而聞名天下,後世流傳的《管氏地理指蒙》即托其名而作。晉代郭璞在《葬書》中為風水下了一個最早的定義,葬者,乘生氣也。五行行乎地中,發而生乎萬物。人受體於父母,本骸得氣,遺體受蔭。《經曰》:氣感而應鬼福及人。是以銅山西崩,靈鍾東應。木華於春,栗芽於室。蓋生者氣之聚,凝結者成骨,死而獨留,葬者反氣納骨,以蔭所生之法也。丘垅之骨,岡阜之支之所隨。《經》曰:氣乘風是散,界水則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謂之風水。(轉引自劉曉明《風水與中國社會》江西高校出版社1994年版第263頁附錄)在郭璞之前,風水還有其他名稱,例一,形法。《漢書藝文志》有形法類,載錄有《宮宅地形》20卷,它不僅指相地相形,還有相人相畜內容,這是與後世風水不同之處。例二,堪輿。堪為天,輿為地。即天體運行與地理方位的關係,謂天道與地道的對應。《史記》、《漢書》均有所記載,當時已有以堪輿為職業之人,以擇時為其職責。其外,還有稱風水為青囊、青鳥、相宅、卜宅、圖宅、地理、陰陽、山水術等。
  朱熹典籍中直接論述風水的內容似不多見,但他的許多觀點與風水說有密切關係。朱熹對北京風水的評論是其風水觀的典型代表。北京位於華北平原與西北蒙古高原、東北松遼平原之間。它的地形象一個半封閉的海灣,西北是燕山山脈,西南是太行山脈,東西是渤海灣,可見,北京的西、北、東三面都是天然屏障,只有南面是華北平原,正所謂扼居庸以制勝,擁燕雲以馭夏,內跨中原,外控朔漠。身處南宋朝廷的朱熹對這一優越地理環境讚歎不已,天地間好個大風水!冀都山脈從雲中發來,前面黃河環繞,泰山聳左為龍,華山聳右為虎。嵩山為前案,淮南諸山為第二重案,江南五嶺諸山為第三重案。故古今建都之地,皆莫過於冀都。(清孫承澤《春明夢余錄》卷2《形勝》第20頁,《四庫全書》第868冊)朱熹這段論述集中地反映了傳統風水學說的基本原則。
  其一,因自然之性務全自然之勢(《管氏地理指蒙》)。朱熹對北京的山形地勢自然體系分析,反映了其自然哲學中天人合一、天人相感、適應自然、利用自然的觀點。都城被視為皇帝家宅,它無疑應是天下最重要的居所,它不僅是一國的心臟,而且還關係到國運的長短、王朝的興衰、百姓的禍福,帝都的重要性決定了其選擇有著比普通民宅更高的要求。其必須形局開闊遼廣,不可逼仄狹小;其必須控扼天下,不可侷促於一隅;其必須有眾水匯聚,有龍關可以依附;其必須上合星恆,方為天下至尊之地;其必須是形局闊大,平夷千里,如此方得正氣。朱熹的論述正如李約瑟的評論再沒有其他地方的人表現得像中國人那樣熱心體現他們偉大的設想人不能離開自然的原則,……皇宮、廟宇等重大建築自然不在話下,城鄉中經常地呈現一種宇宙圖案的感覺,以及作為方向、節令、風向和星宿的象徵主義。(轉引自王其享《風水理論研究》天津大學出版社1992)。
其二,朱熹的論述典型地表徵了風水學說中覓龍觀水等核心原則。
   《周易》中有雲從龍潛龍勿用見龍在田飛龍在天亢龍有悔等神格化的表述。傳統風水理論借用龍的名稱來代表山脈的走向、起伏、轉折與變化,因為龍善變化、能大能小,能屈能伸,能隱能現,能飛能潛,山勢如龍一樣變化多端,故謂之覓龍。所有山脈,均祖於崑崙,到了宋代,形成了三大水系觀,《朱子大全地理》有這樣一段話,天下有三處大水,曰黃河、曰長江、曰鴨綠江。今以輿圖考之,長江與南海夾南條干龍盡於東南海,黃河與長江夾中條干龍盡於東海,黃河與鴨綠江夾北條干龍盡於遼海。每條干龍從起點到入海又按遠近大小分遠祖、老祖、少祖、這實際上是我國古代自然地理對山勢的一種認識和分類。朱熹認為北京龍脈悠遠,乃北干之龍正結之地,北京被重重案山圍繞,乃藏風聚氣之地。這種觀點突出地反映了他對龍脈好壞的看法,是他對北京山脈的一種審定,以及對北京山脈的大小興衰的一種辨別。
二、朱熹的風水思想與其死生觀有著密切聯繫。
    在典籍中可查閱到朱熹風水觀另一處典型論述是,宋孝宗死後,垂暮之年的朱熹被新君趙擴召請入都,並作為帝王師入侍經筵46日,這是朱熹生平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入朝任職,他在朝供職的第一件事,便是在拜命的同一天上了《孝宗山陵議狀》,在他之前,朝官們早已在山陵事上展開了攻戰,在上狀中他力主廣求術士,博訪名山,為死去宋孝宗另擇最吉之處,以免使其屍骸長久地浸泡黃泉濁水之中。他認為孝宗山陵是關乎垂裕後昆,永永無極的國家大計,提出,“……葬為言藏也,所以藏其祖考之遺體也。以子孫而藏其祖考之遺體,則必致其謹重誠敬之心,以為安固久遠之計,使其形體全而神靈得安,則其子孫盛而祭祀不絕,此自然之理也……或擇之不精,地之不吉,則必有水泉螻蟻地風之屬以賊其內,使其形神不安,而子孫亦有死亡絕滅之憂,甚可畏也……”(《文集》卷15,第230頁),這裡表現了一種葬先蔭後論。《朱子家禮》也說,百姓家死了人,下葬前要選好地形,再擇日開塋。史料還記載道,乾道六年(1170),朱熹遷父朱松墓於五夫裡白水村鵝子峰,後因慮其卑濕,慶元間再遷於上梅裡寂歷山;乾道間葬其母祝氏於建陽崇泰裡後山天湖之陽,築塞泉精舍,接納來學士子;淳熙間葬其妻劉清四於建陽唐石裡後唐風飄羅帶的大林谷,此處曾是一片鬱鬱蒼蒼的大森林,森林後面迤邐排列著九座湛藍的山峰,人稱九峰山,遠望九峰山為屏的大林谷,猶如被風吹動的羅帶,相傳朱熹當年夢中得異人指點,後與弟子蔡元定一同來此尋找自己百年之後的歸藏之所,興奮稱此地形為風飄羅帶。由此可見,朱熹很是在乎陰宅的地形地勢的選擇,他特別強調要尋找風順地厚……形勢拱揖,環抱無空闕(《文集》卷63,第1155頁)的吉地。
    死亡是一種不可抗拒的自然現象,無論古往今來,人們最驚恐的事情莫過於死。人死之後可否復活?死去之人是否會對活著之人產生某種作用?古人們希望死者能安逸,給生者能帶來吉祥,這是相地理論或謂陰宅學說產生的客觀基礎。朱熹對這方面問題的關注,是與其自然哲學生死觀密切聯繫在一起的。他認為,死是一種自然規律,是生命的歸宿,生則更生,死則安死,同時,他認為,天地間無非氣,人之氣與天地之氣常相接,無間斷,人自不見。人心才動,必達於氣,便這與屈伸往來相感通(《語類》卷3),他相信,祖先亡靈可在人間自由往來,人死後可與先人相會敘談家常,他贊同傳統的風水理論,對死後世界不採取懷疑態度,用這個富有中國特色的自然哲學範疇來解釋現實世界與死後世界、今人與先人之間的神密的聯繫。他還向學生們解釋了一些書籍中記載的民間流傳的異常死亡案例,在朱熹眼中,死後世界只是世俗世界的一種自然的延伸,可見其深得風水學說陰宅理論之精髓。李約瑟在其名著《中國的科學與文明》中寫道,中國人不僅根據天象來占卜,也由相土或風水來卜地。風水所產生的深遠影響,已比星占更為近代學者所注意。風水與占卜不同,從羅盤的發明,可以認識風水的重要性。查理(Chatley)為風水下過定義;這是使生者與死者之所處與宇宙氣息中的地氣取得和合的藝術……存於大地上的陰陽二氣,與春天出現於東方的青龍、秋天出現於西方的白虎相一致,二者都以地勢來象徵,青龍居墳墓或居定之左,白虎居其右,猶如雙臂彎抱,藉立得以庇護。(轉引自馬鐵丁《環境心理學與心理環境學》國防工業出版社1996年版第234頁)李約瑟的分析與朱熹的見解是相通的。
三、朱熹風水思想與其自然美學觀有著密切聯繫。
 風水學說中陰宅的基本原則是背山傍水,以山為屏蔽,陽宅立於山腳偏上處,宅前有水流,有寬平的場地,視線開闊,最好是有茂密的林木,便利的道路,宅前為南,宅後為北。宅東西有如雙手環抱胸口的山,此方為有生氣,有旺象的最佳選址。宅與宅之間要整齊、大小、高低、進退適中。宅內佈局要方正,大門與內門要稍稍錯開,宅舍應與人口成正比例。
  朱熹在建造住宅尤其是建造書院時注意了上述原則,他尤其重視地點的選擇,其紫陽書院,考亭書院、寒泉精舍、武夷精舍等處,均選擇了當地風景最優美、最能體現上述原則之處。例如他在《武夷精舍雜詠詩序》中作了如下的描述,武夷之溪東流凡九曲,而第五曲為最深,蓋其山自北而南者至此而盡聳,全石我一峰,拔地千尺,上小平處微載土,生林木極蒼翠可玩,而四隤稍下則反削而入,如方屋帽者,舊記所謂大隱屏也。屏下兩麓,坡陀旁引,還復相抱,抱中地平廣數畝,抱外溪水隨山勢從西北來,四曲折始過其南,乃復繞山東北流,亦四曲折而出。溪流兩旁丹崖翠壁林立環擁,神剜鬼刻不可名狀,舟行上下者方左右瞻顧錯愕之不暇,而忽得平岡長阜,蒼籐茂木,按衍迤扉,膠葛孟翳,使人心目曠然以舒,窈然以深,若不可極者,即精舍之所在也。直屏下兩麓相抱之中,西南向為屋三間者,為仁智堂也。堂左右兩室,左曰隱求,以待棲息;右室曰止宿,以延賓友。左麓只外,復前引而右抱,中又自為一塢,因累石以門之,而命曰石門之塢。別為屋中以俟學者之群居,而取《學記》相善而觀之義。命之曰觀善之齋。石門之西少南,又為屋以居道流,取道書真誥中語,命之日寒棲之館。直觀善前山之顛為亭,回望大隱最正,且盡取杜子美詩語名以晚對。其東出山背臨溪水,因故基為亭,取胡公語名以鐵笛。說具詩注中寒棲之外乃植援列樊,以斷兩麓之口,掩以柴扉而以武夷精舍之匾揭焉。經始於淳熙癸卯之春,其夏四月既望,堂成而始來居之。四方之友來者亦甚眾。莫不歎其佳勝,而恨他屋之未具,不可以久留也。釣磯、茶灶皆在大隱屏西,磯石上平,在溪北岸,灶在溪中流,巨石屹然,可環坐八九人,四面皆深水,當中科臼,自然如灶,可炊以瀹茗。凡溪水九曲左右皆石壁,無側足之徑,惟南山之南友溪焉,而精舍乃在溪北,以故凡出入乎此者百漁艇不濟。總為賦小詩十有二篇,以紀其實。若夫晦明昏旦之異候,風煙草木之殊態,以致於人物之徜徉,猿鳥之吟嘯,則有一日之間,恍惚萬變而不可窮者,同好之士,其尚有以發於予所欲言而不及者乎哉?(《文集》卷9
  風水學說發展到宋代,已日益走向成熟,風水的理想模式便也隨之定型,宋代的風水分南北兩大流派。北派適應北方單調的地形條件,不重地形,而主方位。南派以直觀見長,講究形勢兼備,以勢為上,即所謂形勝,如同書法講究氣韻,做詩講究意境,看風水須講究覓龍尋氣。從以上朱熹對或類精舍的表述,其地址環境之選擇,建築佈局之搭配、院舍堂捨之命名、生活設施之安排、講學氣氛之營造,充分體現了與造化俱游、與林泉共樂的南派風水美學意境。
  無庸置疑,朱熹對中國古代書院教育體制發展與盛行做出了非常傑出的貢獻,是中國書院史一位里程碑式的人物。然而,朱熹在創建書院方面時人研究不多,這方面是最典型反映其風水思想之處。據《紫陽朱氏建安譜》記載,他在南方創辦了27所書院,這些書院是否均由其親手創建,有待考證。但是江西白鹿洞書院與湖南嶽麓書院的修復,寒泉、武夷、竹林精舍的創建,均是有史料為據的。還必須提到的一個事實是,可上溯到春秋時期《考工記》的中國古代建築技術至少在北宋就已經成熟了,現在可見最早的總結性文獻為《營造法式》,此書於北宋紹聖四年(1097年)由李誡奉命編修,元符三年(1100年)成書。該書包括了從行政管理、施工預算到建築設計,施工規範等與建築有關的全部內容。作為百科全書式學者的朱熹,在創建書院時應該也受到此書影響。
   上述提及的武夷精舍是朱熹1183年創建的,亦稱隱屏精舍、武夷書院,後改稱為紫陽書院,延續元、明、清三朝。此書院在當時及後世產生了很大影響,如朱熹文中自述四方之友來者亦甚眾,莫不歎其佳勝,而恨他屋之未具,不可以久留也。其時有蔡元定、黃干、詹體仁、劉燴等一批英才聚集此處求學。隨後,相繼有不少著名學者或在附近擇地築室,例游九言的水雲寮、蔡沈的南山書堂、蔡沆的詠歸堂、雄禾的洪源書堂等;或在此處讀書講學,宋代之後有元代的杜清碧、陳霍童、明代的湛甘泉、鄒東廓、唐荊川、羅念庵、黃石齋等人先後在武夷講學。所以武夷山被後世稱之為道南理窟
四、朱熹的風水思想對改善生態環境具有實際意義。
         
傳統的風水學說把氣脈、明堂、水口稱為三綱,把龍、穴、砂、水、向稱為五常。其中,氣脈為貧賤富貴之綱,明堂為砂水美惡之綱,水口為生旺死絕之綱。龍要真、穴要的、砂要秀、水要抱、向要吉。這裡特別提出了地脈、山水流向自然體系的選擇與改造。這種選擇與改造,強調了人力的主觀能動性。
  朱熹在閩南任地方官時,將其堪輿理論具體地運用於其為官實踐,為百姓做了一些有意義的事情。這些地方,至今民間還存有朱風屈藻理學名宦裔,忠臣孝子家之類的楹聯,可見朱熹過化對後世影響之深。
  一例,據學者考證,泉州的別稱——溫陵,唐初(甚至更早)已有之。其得名始於農業生產,與氣候、地形有關,辨地之高下燥濕,以播六谷之官……泉州氣候燠多寒少,故古有溫陵之稱(吳幼雄《泉州及其別稱淵源考》泉州師專學報1984年第1期)。地方歷史文獻將泉州別稱之溫陵,卻認為與朱熹講學於小山叢竹有聯繫。據民間口碑相傳,朱熹深研堪輿,嘗謂小山高埠位於泉州城北,乃清源山龍脈入城之沖,故地氣獨溫,由此而稱溫陵。他認為小山叢竹一帶是地氣獨溫的風水寶地。此說一出,溫陵之名傳之愈廣。
  二例,朱熹在泉州一帶關涉風水地理之事,數見方志文獻,一則,文公堤距城北里許,有大石倚山麓刻應城山三字,明劉存德題其旁雲朱子為同安簿,築堤以補龍脈’”(《同安縣成》卷8《名勝巖潭》)。二則,同安夾縣東西兩溪之水會合於銅魚橋……兩溪會合自有銅魚金車兩石,為水口雄鎮……石形如魚色如銅,故名。古讖曰:銅魚水深,朱紫成林。又曰:銅魚石上排金車,此是公侯宰相家……朱子為題字刻石曰中流砥柱’………朱奇珍記:石以魚名,何肖形也;魚以銅名,何肖色也。夫子俯察地理,引城濠之流以注焉。泉流活活,三魚潛躍,圓珠前吐’”。(《泉州府志》卷8《山川》銅魚三石於20005月下旬已被同安縣發掘。三則,五台山,在縣北七十里……山勢隆起,有高台氣象,故名……由五台蜿蜒而來,歷仙洞砦聳起一峰,勢如禽鳥飛舞,宋贈太常卿陳南壽墓在焉……世傳陳知柔與朱文公到此,為其兄南壽指點穴處。文公書此四大字(鵬峰勝地)於石。(《南安縣志》卷1《輿地》)
   三例,朱熹在同安任官期間,還在同安與南安交界處留下了同民安遺跡,既補嶺缺又植樹,留下了千年佳話。同安和南安兩縣接壤的小盈嶺,是同安通往泉州的古道驛站,此處山脈延綿,上接三魁山,下連鴻漸山,為同安東北的自然屏障。但由於小盈嶺地勢偏低,成為東北風進入同安的風口。巷東鎮一帶,自古就有沙溪七里口,無風沙自走的民諺,可見風沙為害之烈。朱熹在同安任上曾巡察到此,發現這個給同安百姓造成不安的風口,便在小盈嶺建造了一座石坊以補嶺缺,親筆題名同民安坊,意謂安斯民於無既。並在坊後栽種三株榕樹,以抵禦風沙。清雍正間,石坊塌圮。乾隆間林應龍、黃河清等人倡捐,在原址建造關隘,把朱熹題寫的同民安石匾嵌於關隘牆壁上。現在,這座石砌關隘以及清代同安知縣吳鏞所立的《改建同安坊為關記》石碑依然存在。當年所栽古榕,歷經千年風雨,至今已是濃須垂地,樹冠如蓋了。林木在風水中有特殊的地位,中國的村落,大多有風水樹,或一棵,或數棵,或聚而成林。正如《周易陰陽宅樹木吉凶》指出的,山谷風重,亦非得林障,不足以御寒氣。故鄉野居址,樹木興則宅必發旺,樹木敗則宅必衰落。苟不栽植樹木,如人無衣,鳥無毛,愛能保溫暖而久安長處乎。可見,風水貴乎自然,以天成為上,注意環境保護,但並非一味只求天成,主張對環境順應自然地加以改造,這是朱熹風水思想與其環境倫理思想的一個聯結點。
   綜上所述,正如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資助項目《關於風水理論的探索與研究》中指出的風水又稱堪輿,……其宗旨即基本追求……就是審慎周密地考察自然環境、順應自然,有節制地利用和改造自然,創造良好的居住環境而臻於天時、地利、人和諸吉鹹備,達到天人合一的至善境界。正是基於這一基本追求,在風水理論及其實踐的長期發展過程中,積累了豐富實際經驗,也通過理論思維,並吸收融會了古代科學、哲學、美學、倫理學、以及宗教、民俗等等方面的眾多智慧,最終形成內涵豐富、綜合性和系統性很強的獨特理論體系,集中而典型地代表和反映了中國傳統建築環境科學與藝術的歷史真知,非其它學術可以取代。這一理論體系,更以其世俗化,深深植根於古代社會的各個層面,因此實際上能對傳統建築的選址,規劃佈局和經營建設起到指導作用,以至於上至京都、皇家宮苑、陵寢、下於山村、民舍、墳塋、都曾統一在風水觀念下,一氣呵出,與傳統的營造學、選園學互為表裡,相輔為用,對中國傳統建築文化產生了普遍而深刻的影響,形成了迥別於其他各國建築文化的鮮明特色,取得很高成就(王其享《風水理論研究》天津大學出版社1992)。朱熹作為當時一個儒釋道集大成的人物,對這一問題給予較多的關注是不難理解的。分析研究朱熹在風水(堪輿)方面的有關論述,對於全面理解其自然哲學思想結構應該是有幫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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